“收百世之阙文，采千载之遗韵”，出自晋代陆机的《文赋》。陆机是西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，“少有奇才，文章冠世”，与潘岳同为西晋文坛的代表，有“潘江陆海”之誉。《文赋》是陆机写的一篇文学理论文章，是中国较早系统探讨文学创作的论著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“收百世之阙文，采千载之遗韵”的大意就是要博取百代的文章、广采千载的风华。

　　这方面经典的例子之一，就是孔子整理编订六经，以昭万世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记载，孔子“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”，“古者诗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……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”。当时孔子发现礼乐出了问题，需要重新修订，于是对古代传下来的六种典籍，认真作了一番处理，“以备王道，成六艺”，所以这六部典籍也得以上升到经的高度。而且，孔子身体力行，用编订的经典来教授弟子，多的时候达三千多人。

　　东汉年间，名闻天下的《熹平石经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由官方权威颁布的儒家经典刻石。汉代，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风尚，但在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，抄书是获得经典的唯一途径，手抄笔误不仅难以避免，甚至可能错讹相传。有鉴于此，蔡邕等人奏请校订儒家经典。熹平四年（175年），蔡邕将校订结果刻写在石碑上，立于洛阳太学前，这就是《熹平石经》，给当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学习经典的最权威的版本。《熹平石经》也因此成为我国重要的文化瑰宝，除了文献和学术价值之外，其精严端庄的字体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。

　　所以，到了三国时期，曹丕在《典论》中提出，文章是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这可以说是将文章乃至文化提到非常高的地位了。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、文化成果在成风化人的同时，更促进和推动着社会发展、国家进步，更在深层塑造着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。

　　唐代杜佑对典章制度极为熟悉，希望为世人留下一部典章制度的范本之作。于是，他采录历代典籍，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，博综古今，广采群经、诸史、地志，汉魏六朝文集、奏疏，唐国史、实录、档案、诏诰文书等，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，编成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《通典》。《通典》记录了上起远古黄帝时代、下迄唐玄宗天宝年间典章制度的沿革，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天地，从此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。

　　孔子说“吾道，一以贯之”，这句话可以说比较精准地概括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的特质。中华儿女引以为豪的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，就流淌在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文化载体中。

　　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仓颉造字的时候，“天雨粟、鬼夜哭”，有人将此解释为窥伺了天机，此言多有不经。但是文字的诞生，必然是在高天厚土的滋养中，像有饱满生命力的种子一样倔强顽强地从泥土里萌生出来，并一发不可收拾，浩浩无涯。

　　正是这破土而生的青苗，茁壮成长，经历了周秦汉唐、宋元明清，中华文化在源远流长中一步步走入上升期，文化意识的自觉自信不断抬升，成就斐然、蔚为大观，成为民族复兴、振兴中华的精神伟力。

　　这离不开历代古圣先贤“收百世之阙文，采千载之遗韵”，自觉担负起文化承续、发展的使命。因为文明的进步、文化的发展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、坚守和创新。宋代苏东坡称赞唐代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”，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，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。韩愈的文章出来了，传递着向上向善的价值观，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。在苏东坡看来，韩愈又把中华文化的大道接续了起来。

　　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所在。

　　1938年，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伍，从陕西宜川县壶口附近东渡黄河，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。途中他亲临危险急流、怒涛漩涡、礁石瀑布，目睹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，聆听了悠长高亢、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。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，东渡黄河的场景一次次让他澎湃不已，于是有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组诗。在这首诗里，我们不仅看到了诗人用澎湃的热情讴歌黄河的宏伟气势、源远流长，更看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中华儿女一往无前的勇气。

　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，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，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、文艺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重要位置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开启了崭新局面。广大文化界人士、文艺工作者纷纷投身于跃动的生活和火热的实践。于是我们看到，音舞诗画《忆江南》把观众带进名画《富春山居图》中畅游，成为2022年央视春晚的“刷屏”节目；舞剧《只此青绿》将传世经典《千里江山图》搬上舞台，“火”到一票难求；故宫门户网站上的“故宫名画记”，借助数字绘景和3D复现技术，令一幅幅千年名作从平面变得立体……

　　立足新时代的历史坐标，我们弘扬时代精神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，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，中华文化一定会焕发出更加生机勃勃的生命力。